邓运华院士谈油气保供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十四五”时期能源高质量发展勾勒出总体蓝图。

行动纲领有了，石油行业该如何具体落实？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油副总地质师、中海油研究总院副总经理邓运华。

谈及近来多次被“点名”推进的页岩油开发，他认为要着重考量经济性，探索适用的技术来降低成本是当务之急。

谈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他表示，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更要正视石油行业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不能因噎废食。

谈及科研人员的培养，他指出，企业中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标准。

谈及为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石油人所付出的艰辛，他更是如数家珍——从面对“中国贫油论”我国地质学家提出“陆相生油说”予以反击，到铁人王进喜、工业学大庆，再到今天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增储上产攻坚战……

他讲保供，但不止于国内上产，兼顾放眼全球的视野。

他讲科研，却不囿于个人成长，更有为国尽责的本分。

“或多或少但都要为国家作贡献，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再三强调，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随之流露，炽热而深沉。

面对《规划》，邓运华躬身入局，探寻“十四五”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之道。务实的态度贯穿始终，独到的见解悉数呈现。

增储上产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保障安全是能源发展的首要任务，自然也是《规划》的重中之重。

记者注意到，在油气生产方面，《规划》要求石油产量稳中有升，力争2022年回升到2亿吨水平并较长时期稳产。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力争2025年达到2300亿立方米以上。

对此，邓运华表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稳中有升”与“快速增长”的表述，对应的正是稳油增气的主基调。

邓运华介绍，近3年来，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国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6.37亿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021年，我国石油产量1.99亿吨，较上年增长2.4%，已逼近2亿吨目标。就此来看，2022年就能实现并突破2亿吨目标。”他预测。

“充分利用天然气的绿色低碳属性，推动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路径。近年来天然气产业的发展，绝对是一大亮点。”邓运华说，2018年以来全国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大幅攀升，2020年常规天然气新增储量首次突破1万亿立方米，2021年页岩气新增储量达到1645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328%。“十三五”以来，天然气增产效果显著，连续5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上扬的走势，已足够体现成绩。但如对这背后的严峻形势有着进一步了解，更能明白这份“战果”的含金量。

“一方面，我国油气资源地下情况复杂。”邓运华说，老一辈地质学家们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以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结合多年石油勘探经验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打破了西方专家一致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能产出石油的论断。大庆油田的成功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贫油论”。经过几十年的勘探实践，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也从背斜油田、断块油田、复式油气聚集带逐步发展到活动断裂带等复杂靶区。近年来，随着勘探程度提高，构造圈闭数量越来越少，圈闭规模不断减小，勘探难度逐渐增大，新发现油气田愈发复杂和隐蔽，新发现储量品质变差趋势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我国原油产量绝大部分仍然来自陆上，但由于陆上石油开采时间长，已开发的成熟区大多处于高含水阶段，很多油田已进入三次开采甚至是四次开采阶段，不仅开采成本高，开采难度也在不断加大。”

挑战有多大，成绩就有多来之不易，石油人的努力就有多艰苦卓绝。

“工业学大庆，真的是实至名归。”邓运华感慨道。

一个事例令人动容。

邓运华告诉记者，前两年，他去大庆油田采油一厂调研，当看到从地下取出来的液体只是比平时喝的水浑浊一点，水面竟没有一点油花，含水率高达97%时，颇为震惊。

“这个事例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为提升采油率，保证大庆油田稳产，石油人有多么不容易！”他激动地说，“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陆上如此，海洋亦然。

邓运华告诉记者，近三年来，围绕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建设海洋强国等目标，中国海油不断加大勘探投入，探井工作量从2010年以来的年均100口左右，翻倍跃升至近三年的年均200口左右，其中2019年更是达到218口的历史最高值。

高投入也带来了油气产量的节节攀升。在原油增产方面，海洋石油的表现尤为突出。

2019年以来，我国海上原油产量增量连续三年占全国增量的一半以上，特别是2020年和2021年，海洋原油的增量更是占到全国原油增量的80%左右，成为国家原油增储上产的主力军。

“我为祖国献石油”，回望来路，石油人争油夺气的红色底蕴和战斗情怀一直都在。

“过去是这样，今后要完成‘十四五’目标，依然需付出巨大的努力。”邓运华掷地有声。

据他介绍，针对《规划》要求，中国海油还将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攻关。

在石油勘探领域，以突破中深层勘探技术为重点，面向中深层岩性、潜山等目标，开展技术攻关，拓展勘探领域，开辟规模增储新领域。

在石油开发领域，一是以“两提一降”专项工作为统领，对在生产油田进行深度挖潜，实现在生产油田稳产；二是加快水下生产系统国产化攻关和示范；三是攻关稠油热采规模化开发，降低稠油热采开发成本和经济门槛；四是通过地质工程一体化融合，攻关低渗透经济有效开发低。

在天然气勘探领域，一是以重大攻关项目为抓手统筹推进万亿方大气区建设；二是攻坚中深层地震信号弱、信噪比低、潜山地震响应特征复杂等难题，改善地震资料成像品质；三是针对深煤层高温、高压、高地应力等特征，开展地质工程一体化和压裂工艺研究，实现深煤层突破。

在天然气开发领域，攻克超高温高压气田钻完井技术和深层煤层气钻完井工程及压裂工艺。

记者注意到，对于邓运华提及的煤层气，《规划》也有特别着墨——积极扩大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加快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力度。

“我国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非常规油气将成为我国油气产能接替的重要生力军。”邓运华表示，虽然目前勘探开发成果显著，但仍面临成本偏高、技术水平不足等难题。

“这就需围绕技术创新，持续深入攻关关键地质问题和勘探开发技术。”邓运华强调，要将“一体化”理念和技术系列对应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突破，树立勘探开发一体化理念，形成勘探开发一体化和地质工程一体化工作流程。

坚持并鼓励海外油气勘探开发

关注国内勘探开发之余，邓运华也不乏对世界油气资源的探索与思考。

“我从事了15年的海外勘探开发。”他告诉记者，坚持并鼓励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促进现代化能源企业建设的有效手段。

这也与《规划》中的要求相一致。《规划》指出，要巩固拓展海外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完善海外主要油气产区合作，优化资产配置。持续巩固推动与重点油气资源国的合作，促进海外油气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以油气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与资源国共同发展。

此外，“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就包括“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能源合作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

石油行业“走出去”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首先是资源禀赋的差异。“全球石油资源在地下分布不均一，且各地区与国家人口密度相差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石油勘探程度不同，剩余石油资源相差较大。”邓运华对海外油气资源的现状可谓了如指掌。

据他介绍，在非洲，由于经济欠发达，对石油需求少、勘探程度低，还有不少含油气盆地没有开展勘探工作，更有很多盆地处于勘探早期；在南美洲，含油盆地面积大、圈闭面积大、油田大，还有很多大型构造圈闭没有钻探，有很多已发现大油田尚处在开发早期；中东的波斯湾是海相巨型含油盆地，石油资源约占全球40%，还有不少有利的大构造没有勘探，不少已发现油田没有开发，剩余资源丰富；中亚-俄罗斯盆地面积大、含油层系多，勘探开发前景广阔；北极地区更是处在勘探早期，是未来世界石油重要接替区。

相较来看，中国东部和近海是湖相含油盆地，而湖泊范围有限，制约了单个盆地石油资源量；西部的海相含油盆地（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后期改造作用强烈，且埋深大，很多石油裂解成了天然气。

“中国缺少像波斯湾、西西伯利亚、墨西哥湾、北海等大型且保存完整的海相含油盆地。总体来看，海外勘探开发前景广阔。”一番对比分析后，邓运华总结称。

邓运华特别强调，尤为重要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所获得的权益油（即根据勘探开发合同，中国企业所拥有的石油产量），既可以按国际油价在当地销售，也可以运回中国，分担国内石油安全风险。

其次，培育国际化一流石油企业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在邓运华看来，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载体是企业。“正如当今的美国，飞机如波音、汽车如福特、软件如微软……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国际一流大公司来支撑。”他举例称。

“同理，未来我们的现代化国家，也应由各个行业的一批国际化企业来支撑。”

聚焦石油行业，他认为，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等企业的发展之路值得参考。

以埃克森美孚为例。它的发展总体可分为两部分：1890~1930年在美国国内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当国内石油产量达到一定规模，有一定盈利能力后，开始向海外拓展；1930以来是海外发展阶段，其在中东、非洲和南美进行石油勘探开发，使得该企业利润约20%来自国内、80%来自海外。 

“其他的美国石油企业也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中国石油企业应以此为借鉴，在国内具备了一定能力、达到一定产量后，坚定不移走向海外。”邓运华指出。

此外，“走出去”还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是一项民生之举。

事实上，中国石油企业走向海外进行勘探开发，已有近30年的历史。

邓运华告诉记者，依据原油价格和勘探开发效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三大油企走向海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3~2011年。此阶段油价相对较低，三大油企进入苏丹、尼日利亚、乌干达、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发现了不少油田，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西方大企业退出的苏丹3/7区块，发现了世界级的Palogue大油田，地质储量达5亿吨。

第二阶段是2011~2014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国际油价高，海外勘探开发新项目竞争很激烈，成本很高。“三大油企在此期间拿到的新项目普遍经济效益不高，好在伊朗、伊拉克等国家项目是油田开发的服务合同，助力我们输出了人员和技术，整体上不亏损。”

“近年来，中国海油在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巴西、圭亚那、乌干达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勘探开发成绩。”邓运华说。

“实践的检验也充分说明，我们具备‘走出去’的技术和人才实力。”邓运华表示，“整体的综合勘探开发，我们的研究程度要精细得多，一点儿不比他们差，甚至领先。”

无数次与国外队伍背对背搞研究，面对面地过招、较量，更为全方位的摸底与对比之下，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

当然，他也坦言在测井、物探、地震等一些单项技术、装备方面，也要正视与国外的差距，迎头赶上。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点弯路，交点学费，是不可避免的。”邓运华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因为某个项目的一时失利或亏损，就索性不做，毕竟石油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要全面来衡量。

他介绍，海洋油气存在于埋藏在海底以下2000~5000米的微米级岩石孔隙里，全球平均勘探成功率仅为20%，这还需在有一批具有10~40年研究经历，并由构造学、沉积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岩石物理学等6个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协同研究的基础上。在资金方面，一口海上探井动辄花费上亿元，甚至高达 20亿元，是陆地探井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所以，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是真正的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行业。”邓运华呼吁，要尊重客观现实，给予油企“走出去”更多的政策支持。

他同时强调，“三高”的特点，决定了进入石油行业的门槛之高，需要长期的积累。“今后国内矿权政策的制定，应在引入竞争、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使得有勘探开发经验和实力、有能力承担高风险和进行高投入、具有长期技术积累的石油企业，能够有稳定的矿区从事勘探开发研究，最大限度保障油气储量产量的稳定持续增长。”他建议。

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标准

当然，无论国内增储上产，还是践行“一带一路”，终究要落脚到人。

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答案或可从邓运华的言行中窥得一二。

在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名单中，对于邓运华的介绍是“石油地质学家、海洋石油勘探家”。

而邓运华告诉记者，他也是农民出身。言语中透着谦虚、低调的品行。

无论地质研究抑或田间务农，都意味着要与脚下这方土地耳鬓厮磨。在此过程中，土地也反哺着邓运华——滋养出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种作风体现在，他不断强调行事要遵循油气行业的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也体现在，他始终贴地而行，体悟基层石油人的艰辛与不易。 

邓运华还向记者透露，调研显示，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石油行业是海外项目投资最多、时间最长且效益最大的。而这，鲜为人知。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正是石油人的担当。”邓运华说，要更好地“走出去”，还需注重培养商务合同、法律方面的人才。

邓运华说，如今在国家层面的各类会议中，“创新”一词屡见不鲜。

《规划》也要求，激发企业和人才创新活力。完善能源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关键在于科技人才的培养。”邓运华说，“在我30余年的工作经历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为中国海油培养了渤海和海外两支勘探队伍。”

正是这两支战绩赫赫的队伍，让邓运华在人才培养方面颇具说服力和发言权。

“我认为，企业中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标准。”他强调。

“散步的时候，我经常能碰到一位母亲牵着两三岁的孩子，背唐诗或者学英语，这让我非常感动。”邓运华说，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点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读书、工作来成就事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一名科研人员能否最终成为骨干、专家，需要使用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标准来促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将精力放在技术、成果上，放在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上。”邓运华指出，除此以外，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应思考怎样让适合做科研的人能够安心、沉心、静心地做科研、搞创新，甘心“坐冷板凳”，长期坚守初心、深耕科研热土。这就需要创造一个能够使科研人员的付出与得到相匹配的家庭、单位和社会环境，使科研工作者能够真正通过科学研究、通过自己的技术和成果获得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认可，而非想方设法走“捷径”。

这也与《规划》的内容相符——健全能源领域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完善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全方位为科研人员松绑，优化能源创新创业生态，激发能源行业创新活力。

在邓院士心中，做研究、育团队，是他的本职，更是责任。“目前科研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进步空间。”他指出。

良好的科研氛围是引导科研人员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坚持和热爱是科研工作者成功的必备品质。

“对于个人来说，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勘探对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小、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科研工作者需要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新技术、新理论，保持对专业的热爱，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取得成果，形成良性循环。”

油气勘探本身是一件探索性的工作。油气在地下几千米的微观孔隙里，地质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地方都不相同，这就需要勘探工作者开创性地工作。

邓运华认为，要想获得理论技术的创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透彻的了解，二是对新理论、新技术的掌握，三是将研究对象的特点与自己掌握的新知识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研究、领悟，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观点提出新的理论、创造新的技术，真正做到“地质家脑子里有油田”。创新绝不是容易的事。

对话中，邓运华还谈到了一位石油领域具有极高威望的院士、大庆油田功勋人物——王德民。

王德民是我国石油开采专业首位工程院院士，他率领团队成功攻克三次采油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三次采油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国家，并将大庆石油的采收率提升至70%。

“王德民院士是我极为钦佩的一位院士，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们还去他家里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有关四次采油技术，绝对世界领先！”邓运华不胜自豪。

朝杖之年，还把生日过出了学术氛围，院士们着实把这份对事业的热爱、对国家的赤诚化作骨血，融进平凡的灵肉。活到老学到老的修为，令人敬仰。

“希望能源行业的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勘探开发研究的技术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安排好日常生活的同时，能挤出时间坚持阅读学习、真正做到终生学习，开拓视野，才有可能开创性地做好研究工作，进而合理地预测地下油气分布，发现更多的油气田，为国家作出贡献。”邓运华勉励青年。

（邓运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油副总地质师、中海油研究总院副总经理）